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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玲:新中国周边外交70年继承与创新

2019-09-21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国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历史关头,回顾新中国外交的70年历程,对于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与现代国际体系的互动,理解新时代的中国在演变的国际体系中的历史方位、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周边是大国战略博弈和利益交织最为密切的地区,也是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最为凸显的领域。因此,周边外交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分析样本,便于我们在回顾和梳理70年外交历程的同时,能够更多地做一些深入的学理探究,思考中国外交在传承和发展中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动力。

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周边外交在理念和实践上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既具有内在的继承性,也呈现出鲜明的创新性。从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可以观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和“协商合作”是新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在外交理念和规范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传承特征。

体系观是对周边国际体系的认知,包括周边在我国外交大局和发展全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和而不同”的体系观认为,国际体系是由多元多样的单元构成的,单元之间相互关联,在互动中只有行为适度、遵守共有规范和原则,才能实现相生相济、共同发展,才能达成体系的和谐。

安全观是对于我在周边安全利益,以及如何维护和促进周边安全的认知。“和平共处”的安全观则体现了在“和而不同”体系观的关照下,国与国之间,尤其是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相处之道和互动规范,即如何在“不同”中协调和维护各方利益,促进体系的总体和谐,增进共同利益;“和平共处”是国家安全和体系安全的协调统一。

秩序观是关于构建和维护周边体系的原则和规则的根本看法。“协商合作”的秩序观是指以主权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弱化意识形态冲突,大小国家相互尊重、相互照顾舒适度、协商共识,构建基于共同利益、高度包容的体系秩序。

上述理念虽然指导着中国外交的普遍实践,但是具有突出的中国哲学和东亚文化传统特征,且在周边外交实践中体现最为充分。

我们对既有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回顾和归纳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中国周边外交的逻辑机理和发展脉络,通过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的分析,可以从总体上回答70年来我们如何看待和定位周边体系、如何界定和促进国家安全和周边安全以及如何维护周边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70年来我们秉持的相关理念和倡导的主要规范是如何传承与发展的,在实践中是如何推进,在国际国内双向互动中又进行了哪些重大创新和突破。

“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和“协商合作”是新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虽然不同时期的周边外交均受到当时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内政治进程的影响,不乏偏差性的表现,出现了一些曲折,但总体而言,在大的发展趋势方面还是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和鲜明的继承性。

继承、创新与贡献

中国周边外交在继承上述基础和根本理念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不同时期,尤其是在几个关键历史节点上提出了一些重大创新理念,并产生了具有体系性影响的创新性实践。如上文所述,周边外交固然受到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内政治进程的双重影响,但创新的动力主要是内生的,来自思想解放,主要是对中国与国际和周边体系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创新的能力来自沟通、学习和互动实践,即中国与国际和周边体系的互动。创新的重要时间节点有三个:一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二是冷战结束,三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了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将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以此作为出发点反思和重构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开始了从体系外革命性国家到体系内建设性国家的历史转变。这时,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发生变化,除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外,为国内改革和经济建设提供一个更稳定、更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根本战略目标。因此,中国“和而不同”的体系观展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开始致力于建立更均衡的对外关系;在安全观方面,维护和促进经济发展逐步成为国家安全的应有之义;在秩序观方面,中国成为现行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开始“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活动和区域性争端的解决”。这一时期具有体系性影响的外交创新实践,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

冷战结束后,面临国际体系结构变化和西方对华制裁与孤立,中国保持战略定力,以冷静务实的态度审视和构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继续坚持“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和“协商合作”的基础上,坚定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以睦邻外交作为突破口和先行区,建立了全方位对外开放和互利合作的格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创新的亮点。中国同周边所有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邻国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周边地区合作进程的不断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不断融合,逐步形成构建“东亚共同体”等地区共同体意识。中国还在积极参与并主动构建地区多边经济和安全合作的实践中,成为地区多边秩序的维护者和塑造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不仅仅是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改良者,也是演进中的国际体系的塑造者和引领者,需要承担更大更多的国际责任、国际义务和国际担当。在中国强起来的过程中,国际战略和经济重心不断向中国周边转移,周边的战略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周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中国外交创新理念与实践的先行先试区域。周边外交围绕体系、安全、秩序三条主线展开,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周边体系,构建发展和安全互为支撑、相互促进的新型亚洲安全,以及积极推动和引领地区多边主义理念和实践创新,塑造周边安全和经济秩序等方面,均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重大突破。共建“一带一路”和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其中的范例。中国对维护和促进周边乃至全球稳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国际社会所公认。

回顾70年周边外交的发展历程,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把握未来。70年来,周边外交所依托的基本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深深根植于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推动睦邻外交不断扩大发展,中国与周边、中国与世界不断实现利益交融、安全相系、命运相连。70年来,中国也在持续学习和反思中创新外交思维与外交实践,从周边和国际体系中的外来者、融入者和参与者,成为体系建设的贡献者和体系演进的塑造者与引领者。在大变局的历史关头,在前所未有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我们更要保持战略定力,以更加冷静的态度和更加务实的精神,深化中国与周边的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在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与周边国家共同参与和推进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维护体系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魏玲,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自《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5期) 

(责编:贾文婷、杨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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